宋代的词与唐代的诗,经常相提并论,它们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艺形式。从发展来看,可以认为词是来源于诗的。
“词”,就是歌词,古代又称“曲子词”,它是用来唱的。要唱,除了要有歌词外,还要有曲子,即乐谱。曲子的名称就是“词牌”,例如【菩萨蛮】、【沁园春】等,就是曲子名。人们按照“词牌”,即按照曲子的要求写歌词,就是所谓的倚声填词了。
早在隋唐时代,人们已经将当时流行的诗歌配上曲子歌唱,或者专门写诗作为配乐歌唱的歌词。开始,这些配乐的诗都是五言或七言,唱起来不免单调,于是经常由唱歌的乐师们增减一些字或重复唱某些段落,使歌声富于变化。时间长了,人们在写作歌词时,便有意按照曲子的要求,写一些句子长短不同的诗,这就是词。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词,就是这样诞生的。由于一首词中句子有长有短,因此词又名“长短句”。
从晚唐时起,词与诗同时发展。到了宋代,诗虽然也有所发展,但这种文学形式毕竟有它的局限,如必须是五言或七言,而词的长短句形式和用字不避俚俗,使创作者有较多的自由;同时,词比诗更富于音乐性和节奏,更适于吟唱。另一重要方面是,词是新开拓的一个文学领域,使作者有更广阔的驰骋余地,所有这些,使词在宋代迅速发展,达到了极盛的地步。
由于种种原因,词所配的乐谱在南宋以后失传了。这样,流传到现在的唐宋词,虽然在写作它们的当年,都是可以唱的,可现在却都不能唱了。只有南宋词人姜夔,曾在自己创作的乐曲歌词旁,注上了工尺谱 (我国古代的一种不完善的乐谱),经近代人研究后,有十几首词能按古人乐谱唱了,当然,这只是唐宋词中极少的一部分。因此,遗留到今天的词牌如【菩萨蛮】、【忆秦娥】等,只是规定了填词时应该有多少句,每句的字数、平仄及韵脚等,却无法知道歌唱时的音调了。
词既然是由于歌唱的需要而产生的,歌唱又主要是供人们闲暇时娱乐之用,因此,从词的发展初期直到北宋苏轼以前,词所写的内容主要是轻松的风花雪月和爱恋伤别等等。从当时的观点看,如果将国家大事,政治变迁等写入词中,在寻欢作乐的酒宴上歌唱,显然是不适宜的。因此,词也就被人们认为比不上诗,不像诗那样“正大”,而被一些人称为“诗余”,或者冠以小字,叫做“小词”。例如有这样一则故事:北宋以变法著名的宰相王安石,在闲暇时读北宋另一宰相、著名词人晏殊的词集时,看到晏所写的一些描述风花雪月的词时,笑了起来说:“当宰相的人也可以写小词吗?”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在旁边说:“他也是偶然高兴了才写的,可是看他一生的事业,岂是这些词所能比拟的。”这时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一个助手吕惠卿也在场,他接着说:“作为管理国家大事的人,应该首先禁止淫滥的郑声,怎么可以自己还去写这类东西呢?”吕说的“郑声”,是指春秋时代的郑国男女在溱水和洧水(溱、洧二水会合后为今河南双洎河)边聚会时所唱的歌谣,封建时代认为郑国的这种歌谣不正派。由上面王安石、吕惠卿的这番对话可以知道,在北宋的上层人物中,将词和郑声相比,认为上等正派人是不应该写词当然,那只是当时的一种偏见。实际上,词这种形式不仅受到大众的普遍喜爱,就是一些达官贵人,对词也很欣赏,不少当权者,例如司马光、范仲淹等人,平时道貌岸然,举止一丝不苟,可是都写过艳词,使人甚至不敢相信那是出自他们的手笔。
北宋的一些皇帝和权贵,在公开场合瞧不起,或者故意贬低词和词人。可是,在饮酒作乐的场合,却又少不了要唱词助兴,而且经常自己动笔写作。
北宋后期的文学家苏轼,对词风的改变起了巨大的作用。他写的词扩展了词的境界,使之从狭隘的歌儿舞女、风花雪月的圈子中跳出来,而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开创了所谓的“豪放词派”。相对而言,主要按着原来的词风写词的词人们,被称做“婉约词派”。
到了南宋时,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,把豪放词派的词推到了一个高峰,受他影响的词人很多,使豪放词成了南宋时的主流。
在涉及当时的政治生活时,宋词和唐诗有较大的差别。唐诗论事经常比较明显,甚至指斥权贵、批评皇帝。例如,唐诗人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用“炙手可热势绝伦,慎莫近前丞相嗔”的诗句,直接指责当朝的宰相杨国忠。宋词则不然,凡涉及当权人物时,常写得宛转隐晦,有时连事物本身也写得含混迷离,使不知底细的人看不懂它的含义,这样,就增加了阅读某些宋词的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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